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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市工商局在说明会上讲,在接受投诉之后“第一个接触到投诉的不可能是企业的人”。然而如果彼此关系紧密的话,第一时间接触和第二时间接触,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当消费投诉的资料被迅速的摆在了被投诉者的面前,那么对于消费维权显然是一种伤害。而其间的存在的暗箱操作,也会使得居高不下的投诉信息被隐忍于内,其他消费者掌握的投诉量就会明显失真。结果,尽管京东的投诉率不断增加,以至于到了必须“派人进驻”的程度,那么为什么不加强市场监管,让消费投诉率降下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投诉量增加就让企业进驻集中处理,这样的行为选项的确耐人寻味。
如果“企业入驻协助制”可行,此举应成为一种公平而开放的制度,而不是对某家进行特殊照顾,否则就涉嫌不正当竞争,这与执法部门裁判者的身份完全背离,也使之无法做到依法公正的进行处理。作为一个消费者,当知道自己的消费投诉举报,第一时间就落入被举报者的手中,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沟通,以及在行政权协助下的“温情”,更多的是一种信息蒙蔽;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谅解,也是对公众信任的利用,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的欺骗。若监督者、裁判者和守望者连“瓜田李下”的嫌疑都无以回避,所谓的公平与正义就只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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