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著作是如何成为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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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人们都不否认，著述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和比较，对于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实证地把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萌发、确立和转化机理，解读当代中国之所以然的核心命题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历史文献编纂学的角度，还是存在和呈现出相当的缺憾。在日本著名的现代中国学家竹内实教授主编下，日本文献资料研究会于1970年到1972年初编辑、东京北望社出版的10卷本中文版《集》；1983-1986年又由苍苍社出版了10卷本中文版《集补卷》。考虑到这个20卷本的《毛文集》既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又存在相当多的遗漏和错误，于是2009年底当我见到竹内实教授时，就向他提出重编《集》的设想。竹内实教授于2010年3月30日给我写信说，“这[项]工作做起来艰苦，希望先生担任中文版主编”。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重编《集》的准备。

　　十分幸运的是，201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申报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立项批准（批准号：14ZDB001），由我担任首席专家。数年来，在课题组诸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持续的艰苦挖掘、精心比较和系统整理，现在课题已接近尾声。这是我们邀请各位著名专家召开课题的最后一次学术座谈会，是想从历史文献学和政治思想史的视角，聚焦于《选集》（四卷本）这一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特定历史文本，集中对其版本的生成、演变和传播等方面的过程和意义，进行若干历史文纵深的“还原性”讨论，以期在课题结束时，能够大致描述出一个这一研究领域“政治知识生产”的概要图景。

　　我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档案馆领导决定将手稿集中，指定由我专门负责保管，从此，我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直至退休。中央档案馆馆藏手稿两万多件，阅批图书九万多册。中央档案馆馆藏最早的文献，是他1912年所写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最晚的一件是1976年6月与谈话时写下的便条。有传言说，曾给写下四张纸条，其中一张是“有事找”。我负责任地向大家报告，在生命的最后确给写过四张纸条。前三张字条是1976年4月30日用铅笔写的：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

　　这里，我想特别是针对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篇《〈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谈谈我自己亲历亲见的历史。我不知道《真相》一文的作者署名是否真实？这篇文章说“《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央办公厅以及的秘书等人起草的。”多少懂得些历史和对个性稍微了解的人，都会一眼就看出这位作者完全没有基本常识。

　　几经分分合合，2003年2月底，“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合并，正式组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本馆共收藏各类文物近500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百余件；照片5000余张，其中原版照片数百张；图书约1400余册，含珍本孤本。其中文稿、批示命令、信函、记录、电报、译稿、影像等文献占据着主要部分，还有相关宣传品、美术作品、货币、邮票等。例如，我馆馆藏1930年1月5日给的信（油印本）；1927年由瞿秋白作序，汉口长江书店印行的著《湖南农民革命（一）》等，都是相当珍贵的馆藏极品。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进行社会调查，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文章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了解中国情况”。是年8月21日闽西特委翻印了此文，发给苏区军民学习，后因战争环境，该文散失，故未能收入《毛选》第一版。195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人员在福建龙岩专署文教局征集到了这本小册子。1961年1月由田家英亲自交给。看到自己往昔所写的这本小册子，如获至宝，百感交集。1月20日早晨就给田家英写信，要求把该文分送陈伯达、认真看，并要求给去浙江、湖南、广东搞调研的每人发一份。3月11日批示，送阅。3月13日批示给、周恩来、陈云、、彭真五位，说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请们研究一下。同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会议上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指《反对本本主义》和《调查工作》）。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今年1月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办。”

　　在1949年以前著述的版本研究中，著名的《矛盾论》是值得仔细考证的一篇。专家们都知道，《矛盾论》原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1952年出版《选集》时，将这一节的标题改为《矛盾论》，并独立成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1937年在抗大的讲课提纲。现在保存下来的最主要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共318页；一个是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印刷本，71页，这个版本没有出版日期，但其中一本封面上有的手迹：“一九四O年八月十二日”，由此判断似应是1940年出版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矛盾论》在延安时期是否做过实质性的修改，我和我的同事一字一字的与《矛盾论》的依据件进行过比对，认定《矛盾论》的修改依据件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1940本是一致的。经过1940本与1937年9月的油印本的比对，二者有近百处属于个别文字、标点不一样的地方，其内容的修改主要有4处。其中两处是1937本原来的线本把有些线本使之完善了，字数很少。另两处是1940本删掉了两句话，即：“封建的西班牙正在变化到人民民主的西班牙”；“今日的西班牙战争”。因此，1940本对1937本并没有实质性的修改。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矛盾论》过程稿来看，《矛盾论》的修改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现在保存下来的有5个过程稿，从过程稿判断，至少有7稿以上。在这7个过程稿中，缺3、4两稿，而第7稿也不是最后发排稿，同公开出版的《矛盾论》，还有个别文字和极少量内容的差别。在第一次动手修改之前，由陈伯达先改一稿。陈伯达改得最多的为《矛盾论》的第2部分“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是在陈伯达修改的稿本上进行的，他接受了陈伯达对第2部分的修改；对其他6个部分，吸收得不多，几乎都被删掉了。在第一次修改时，将原来的题目“矛盾统一法则”改为《矛盾论》，并写了题注，接着又把题注删掉了。然后重写了带有“引言”性质的三段文字，几乎重写了文章的第一部分，将原来的题目“两种发展观”改为“两种宇宙观”。之所以说“几乎是重写”，是因为有6页纸（连同引言）是重新手写的，并对其余部分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对第3部分“矛盾的普遍性”、第4部分“矛盾的特殊性”、第5部分“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第6部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和“结论”部分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对第7部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第2稿上，又作了不少修改。相对来说，对第4部分“矛盾的特殊性”改得最多。在第5稿上，对“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部分，改得较多。也是在这一稿上，原有的第2部分“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没有了。在第6、7稿上有少量的修改，并对注释作了修改。陈伯达在第2稿上没有留下笔迹，第5、6、7稿上也作了少量的修改。

　　这样看来，从保存下来的《矛盾论》的修改过程稿看，作了反复的、大量的修改。从修改的内容看，首先，使文章的标题更加醒目，简洁有力。第二，突出了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更强调了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删掉不少例子，原来的讲授提纲更口语化些，修改后的文章理论性更强一些。第四，增添了一些新思想，比提纲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虽然对修改后的《矛盾论》仍不是很满意，那是相对于《实践论》来说的，总的来讲对自己的《矛盾论》还是比较欣赏的。

　　在1925年底发表《阶级的分析》，其问题意识是在国共合作出现了裂痕时，试图论证掌握主导权的合理性。《阶级分析》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革命三十年而成效甚小，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策略错”的意思是，革命党没有能够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线年版本中，修改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显然，这一修改，一方面使表达更为简明；另一方面也使论述的议题更加地普遍化了。文章用上、中、下的三分法，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等：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反动派知识阶级）；中产阶级（小工商业者、小地主、高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半佃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依次确定他们的政治态度为：“极端的反革命”，“半反革命”，“中立”，“积极参加革命”，“革命的主力军和次主力军”。不是以生产力标准，而是以贫富标准来划阶级，这可能是更符合革命动员的方便法门。对于正在传统社会解体、大量人口从农村析出的中国来说，没有稳定的社会生存基础的流民“无产阶级”，要比真正靠劳动技能吃饭的“工人阶级”，更容易被革命动员起来。文章还区分了革命的目标对象、团结对象和依靠力量，初步形成了依靠多数，团结中间，打击少数的策略雏形。其中关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两面性的认识和分析，是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在以后的革命中，划分“敌、我、友”的斗争策略得到了全方位的丰富发展，形成了三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月发表《农考》的背景是，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国共合作发生破裂危机，共产国际试图推行激进的“土地革命”。在湖南长沙附近进行了32天的农村调查，给中央做了“农运好得很”的报告。这篇报告阐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革命道理，赞扬农村“痞子”敢打敢拼的斗争精神，符合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的赞赏。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也转载了此文，成为第一篇走上世界的文字。文章表现了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经验，打通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潮与中国游民文化传统的联系，将苏俄革命的暴力动员方式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土地上。《农考》用充满激情的笔触，喊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激烈口号，宣扬群众暴力的道义正当性，这些都是其他领袖力所不逮的。从《农考》的历史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农村革命动员模式的几项基本内容：实行群众专政；制造；勇敢分子充当“革命先锋”；群众天然正确；按贫富划分阶级；摧毁农村传统伦理信仰。《农考》成为文献的政治经典，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当年为澄清党内的政治是非，亲自编辑“党书”，《农考》首次被编入《六大以来》之中。1944年春，陈伯达写了《读〈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的小册子，对这篇著作，以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加以诠释，陈伯达在该书结尾时称：代表了“布尔塞维克的真理”。

　　1951至1960年出版的《选集》一至四卷是本人亲自选编的历史和思想经典，第一版共收录1925年12月1日至1949年9月16日间的著作158篇（不含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不完全的数据，该时段内各类著述的总量超过2900篇。这意味着，《选集》收录的著作与同期全部著作的比率不会高于5.5%，可见收文相当审慎，可谓“百里挑一”。那么，自己编书选目的取舍之道又是什么呢？

　　首先，1952年《毛选》编辑之初就有考虑，只收论文、讲话、报告、决议、评论、电报等等著作，书信基本不收，诗词、散文、笔记等完全不收；只收录属于对公的文类，非对公的文献著作则一律不收；性质或主题重复的著作并非一一入选。比如，曾于1930年代写下不少调查报告。1941年，将部分调查报告集结发行，题名《农村调查》。当时苏联哲学家尤金建议收录此书，而他只同意收入《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文。

　　第一，这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原始手稿为两页，是1946年4月所写的一个党内文件，全文三个自然段，共488个字，仅供中央政治局内部传阅（毛、刘、任、康）；1947年12月才作为中央会议文件印发；最后将全文收入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这里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些疑问：（1）为何1946年4月要去“估计”国际形势？（2）为何1946年4月做国际形势估计要弄得如此神秘？（3）为何要到1947年12月才在中央印发此文？

　　第二，如果渗入历史语境，我们至少可以在3个方面看到1946年4月底以前交叉事件的复杂性：“国内政治的基本形势”（马歇尔调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谈判，及中央2月初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相关指示）；“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势”（战后美苏争夺、斯大林选民大会演说、丘吉尔“铁幕演说”，三[四]国外长会议继续）；另外也要考虑是什么因素刺激必须考虑重大政策的变动？（整军谈判、较场口事件、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东北争夺形势逆转，长春四平争夺战）。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的“估计”一是对不“打”不行，二是的这种“打”不会给苏联造成不利影响。但此时毛对这样估计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既要向核心传递这个判断的信息，同时也要看形势发展说服自己。于是1946年4月底毛的这个“估计”只宜在“内部传阅”。

　　第三，在此之后，形式发生了若干变化：5月4日中央召开会议通过《五四指示》，主张和平土改；5月20日四平保卫战失利，两天后长春易手，5月底6月初酝酿发动“报复作战”，下旬中原之战打响；7月发表“七七宣言”抨击美蒋，公开主张“自卫”；9月30日周恩来宣布国民政府进攻张家口就意味着破裂；10月11日占张家口，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大”，19日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撤回延安。在这种情况下，11月21日在中央会议上认定：“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于是，原来在内部传阅的个人“估计”，时隔一年半，就成为党内的公开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