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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高位,除个别时段外,GDP增长率波动的平衡位置大多在7%~10%之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保持在10%附近。一个大国,如此长期地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举世罕见。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GDP增长率的波动明显收缩,显示经济运行日趋稳健。1997年提出“保八”,当时波动通道的下沿为7.15%,而历史经验表明,当GDP增长率接近通道上沿后一定会下行到通道下沿附近,据此,笔者曾质疑“保八”不可行,实际上后来的谷底为7.6%(1999年)。2007年,GDP增长率再次接近通道上沿,而此时的通道下沿为8.44%,由此似可判断:此轮“保八”有把握。
然而,注意到进口构成的变化,就令人忧虑了。2007年,进口总额中,与加工贸易相关的各项(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租赁贸易、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加工贸易进口设备等)占整个进口金额的54.3%,可见进口的绝大部分是为出口服务的。2008年1月至11月,这个比例降到48.5%,在进口总量下降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为出口而发生的进口大幅下降。换而言之,进口下降是出口下降的前兆。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聚敛起来的财富统统需要进行投资,以追逐利润。以前,学界曾将投资饥渴归之为计划经济的顽症。事实证明,在“主流”经济中,投资饥渴远超过“接轨”前。进入本世纪后,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飙升速度远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在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5%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追逐着未来的利润(见图六)。这个比值的平衡位置显示出持续的加速上升态势,如果这个大趋势不转变,15年后(2023年),全部GDP都得转化为投资,而留给社会消费的份额将趋于零!这样的经济系统可能运行下去吗?
启动内需在逻辑上唯一可能的出路是降低投资份额,增加消费份额。然而经济系统一次分配的现实决定了工薪所得过低,而资本(以国有资本为主、民间资本中又以外资为主)所得过高。资本所得的本能是转化为投资。工薪所得中,高收入者所得过多,低收入者所得过少。高收入者的收入,相当部分渴望转化为资本,以获取未来的利润。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是低收入者,他们所得之低,使其客观需求的大部分不可能成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是整个社会“内需不足”的根源。
第二个方向从长远看为国家发展所需,但它能否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怀疑。投入工程的资金中,行政体系势必吸收一部分,工程最后由企业实施,企业必定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利润,最后才可能是工资。只要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依旧,这三部分的分配格局就不可能改变,而正是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今天的困境。大型工程中,单位投入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很有限的,而它却有超强的能力创造富豪。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就采取过由政府举国债大搞工程的对策。正是这期间,中国的两极分化急剧拉大,产能与购买力严重失衡,造成了今天这种难以处置的局面。
第三个方向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调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相当热衷。既有站在企业立场上希望压缩政府在经济领域活动空间的,也有站在政府立场上要求控制经济命脉的。这种争论的背后往往掺杂着“主义”之争。然而从整个社会的视角观察,这不过是精英集团内部的势力范围之争而已,根本不涉及问题的症结社会公众疲弱的购买力。理论界还有相当多的声音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升级和创新。事实上,导致今天困局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在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企业最理性的行为是窖藏现金(无论来自哪个渠道)以备过冬,而非投入前景莫测、风险极大的技术改造。从全世界看,今天的技术水平远超过1929年,却发生了与之类似的危机。可见,指望技术发展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一政策的背后是相信货币发行量能影响经济增长,希望用多发货币带动疲弱的经济。然而,这一期望却得不到事实的支持。数据显示,在1999年之前,两者间存在某种同步关系,而此后基本上是各走各的。相关性分析表明,1999年之前,GDP 增长率与货币发行量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9587(不变价格)、0.9189(当年价格);而此后GDP 增长率与货币发行量增长率的相关系数降为0.1295(不变价格)、0.3391(当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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