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事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记·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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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１８日－２７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在１８日和２５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线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２月２７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提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线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３月６日－１３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线日，在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他明确宣布：整风先在党内整，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批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的方法。

　　４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１月７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５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

　　５月８日－６月３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８日，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５月１４日－１６日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１６日，为中央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指示》强调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争取胜利”。

　　５月１５日－２５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２５日，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５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指出“在派中和高等学校中，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有情绪的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

　　６月８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斗争。对分子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在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才能顺利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否则就会在人民中间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然而，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６月２６日－７月１５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所作《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所作《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充满反击的气氛。此前，已被指名受到批判的人大代表在最后几天的全体会议上纷纷检讨。《人民日报》社论称这次大会是“反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７月１７日－２１日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斗争问题。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正确地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同时又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资产阶级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会议对整风和反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８月８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９月１２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９月１４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央还召开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９日中国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反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线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１０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审定的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跃进”的口号。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一纲要的发布、宣传和实施，实际上开始了对农业“”的发动。１９５７年末至１９５８年初在农村掀起的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的序幕。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4%。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农业总产值537亿元，比1952年增长24.8%。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3%；煤，13100万吨，比1952年增长98.5%；发电量，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粮食，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棉花，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5.8%；油料，419.6万吨，比1952年增长0.0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3.32亿元，比1952年增长229%。财政总收入310.2亿元，总支出304.2亿元，结余6亿元。